骗可口可乐与骗健力宝的区别

《南方周末》：从汕头的情况来看，信用缺失已经影响一个地方的投资和发展。就您了解，国内信用状况恶化到什么程度？

林钧跃：国企相互拖欠１６０００亿元以上，造成有的省国企没有什么资产。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去年调查，大型国企普遍逾期应收账款增加，说明呆账增加。

此外，银行收不回贷款更不用说了，数以万亿计。

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起草了《关于建设中小企业信用的若干意见》，最近十部委会签下发，内容是中小企业信用状况比较差，因为信用体系的缺失，无从判断它的信用，造成它们融资难，也就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非常困难。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，因为很少有不靠银行资本或外围资本能发展壮大的。

再有，普遍的失信现象造成社会的不信任状态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限制了企业的规模，造成私营企业必须靠血缘关系经营、继承，最大的恶果是不能生成大型企业。可想而知，怎能跟世界五百强企业抗衡？这是普遍失信现象的恶果。

外贸方面，１９９８年外国公司欠中国公司１５０亿美元，其中８０％是坏账，现在的外贸公司总公司都懂得设一个信用管理部门。

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中国企业之间互相骗的多，但对大型外商企业欠账比较少。什么原因？两个因素：失信成本大小的问题，比如觉得骗可口可乐公司很严重，如果是健力宝它可能就想骗；另外，外国公司的信用管理水平比较高，它们有信用管理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，不能让你随便骗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：骗可口可乐与骗健力宝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骗外国企业的失信成本比较高？

林钧跃：比如某化工进出口总公司，这个企业骗内地、包括香港公司都骗了，但它不骗美国公司也不骗大公司，因为它本身是当地最大的外贸公司，它认为如果在ＩＢＭ面前失信，或杜邦公司那儿失信的话，将来不好做。因为它不想今天把执照撤了，明天再成立个什么公司，况且它还想国际化。只要这个公司不能随时换执照，它就特别谨慎，不在外国公司面前失信。

信用体系的惩罚机制，很多不是由政府来执行的，是市场化的结果。我体会它的心情是这样：假定在ＩＢＭ那儿失信了，ＩＢＭ的风险簿里记它一笔，ＩＢＭ肯定是邓白氏（企业信用调查类公司）的会员，因此邓白氏的“世界数据库” 里就有它的不良记录，那它跟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做生意就不大容易了，损失比较大，而骗一个国内化工厂就无所谓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：为什么无所谓？信用缺失有什么危害？

林钧跃：现在，在没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、资信数据库之前，什么后果也没有。你要是被公安抓住了，只是比较倒霉，因为公安的力量有限。骗了白骗。就像海关关长说的，中国海岸线这么长，我们不可能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像２万元钱案值的案子，连破案成本都不够。

信用时代到了吗

《南方周末》：既然普遍失信，为什么有人说，中国可能提前进入信用经济时代？

林钧跃：经济是这么发展的：以物易物—货币交易—信用交易。北美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信用交易市场，一年２万亿美元，美国人平均有３张多信用卡，老百姓出门买菜甚至付小费都用信用卡。

信用经济最主要的特征，就是信用交易在市场上占主导。世界各国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、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０００美元时，进入简单信用经济时期。中国今年春节宣布，我们的ＧＤＰ是８４９美元，但是联合国估算，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的人均购买力已经超过２０００美元。

市场还有一个要求，要变成买方市场，厂家就想把东西赊销出去，不管什么手段先卖出去。为减少赊销的风险，他会想到信用管理，赊销是最主要的一种信用交易方法。国内贸易局曾对６０２种产品跟踪统计，９８％在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变成买方市场，老百姓日常用的工业品都在里面呢。

东南亚金融危机，使得国内经济必须依靠国内市场，怎么拉动内需？赊销、信用就是一种手段。外界大环境推动中国政府走到这一步。

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，造成有些地区可能提前进入信用经济时代，它就徘徊在离信用经济时代最近的地方，怎么跨过去？必须有社会信用体系。而社会信用体系工程必须由政府启动，民间启动不了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：请您举例，我国政府正在做哪些努力来启动社会信用体系？

林钧跃：北京等２０多个城市向人民银行总行申请，要建立地方信用局，即个人资信调查类公司，每一个北京市居民，包括暂住的外来人口，每个人都要建立信用档案。上海市正在试点。就此，人民银行总行正在做行业规划。

北京市工商局正在研讨，对于有失信记录的企业，比如签了合同不履约、造成多起经济官司，我不给它年检行不行？那是工商局行使自己的行政权力，不是市场方法，市场方法是逐渐让这种企业不必去注册，注册了也没有意义，就得好好做。

当有“个人信用记录”时，大数据库里也有失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经理人的记录，北京市工商局设想，把不良记录记在他们身上，在若干年内（美国法律规定７年），不允许你重新注册企业，你不能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经理人员，你找工作的时候，如果找到一家公司去做一个职位，有客户跟它谈生意的时候，一查，对方企业的经理人员中，有身上背着不良记录的，那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，因为你用这种人来做管理。

如果有人钻空子，背着坏记录不要紧，我不做生意了，以妻子的名义注册公司，工商局说，反正你这个人不能进入主流社会，你不能拿一名片印着我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只能躲在幕后，影响你的形象。

但如果你跑到湖南找工作，北京市工商局就不好办了，这需要各部委配合。现在，公安部的身份证中心有９亿人口的身份证资料，最好能以身份证中心为主，完善个人信息，建立一个查询网络。这个人找工作，先查他身份证，首先不能用假身份证，验出真假，发现真的身份证有不良记录，他也不被录用。

中国移动通讯和中国联通，总共手机拖欠话费１５０亿—１６０亿元，每打１００元话费，就有五六元收不回来。应该要求代理商、卖ＳＩＭ卡的地方都鉴定身份证，杜绝利用假身份证骗打电话。如果拖欠话费，有了不良信用记录，电信、联通和未来其它电话公司将不为这种人安装电话。

有时候一些事情在中国不能实现。比如北方某沿海城市，市长要求招商引资，建成国际化城市，外经贸委官员跟我讲，我们很多中外合资企业是假合资，要么外方资本不到位，要么中方代外方注入资本，怎么办？

我说这很简单，查一下对方资信，全世界除了朝鲜、古巴、阿富汗、老挝、利比亚５个国家不能查，任何国家的任何有限责任公司都能查。比如一个公司从美国进口６０万美元的中央空调配件，要开信用证，６０万美元要打到美国，中方外贸公司的保证金很少，只有２０万美元，建行心里不托底，结果一查，外方是家鲜花店，其实是为了逃汇。

但是很滑稽，过了一个星期我问他，他说这个办法很好，但是我们市长要求，不能说我们去年中外合资企业是４００家，让你这么一查，就剩１００家，今年本市招商引资工作一落千丈，那行吗？不能允许。宁要假的政绩。政府下一硬指标，今年合资４００家，明年就得达到５００家。它不仅不查假，指标压下去，它只能造假呀。

有的事情可做，有的事情不可做，但是只要是市场化的，就一定能做。

发行信用就等于发行纸币

《南方周末》：从规律上看，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在跨入信用经济时代之前，表现出来都是信用恶化最严重的时候？

林钧跃：对。这是必然的。普遍失信现象绝对不是中国一国的事，任何一个国家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之前都一样。为什么１００多年前，西方国家建立征信所？没有失信现象的话，不可能去建这样的公司。只不过在时间上，比如美国十九世纪进入简单信用经济时代，二十世纪初就进去了，我们比人家晚了１００年。

因为经济在增长，交易次数增加，交易额度增大，所以骗的次数、额度增加，你会感觉比从前严重。

而且，人的收入水平高了，使用各种先进手段的可能性增加，经济犯罪的手段多样化，失信现象更严重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：为什么说普遍失信限制中国成为经济大国？

林钧跃：市场经济刚刚发展，经济发展初期增长肯定比较快，但是现在增长受到限制。

社会发行信用就等于发行货币———货币就是一张纸，为什么商店接受？那是银行的信用状，你拿出一张纸写个欠条不行，因为你的信用不如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好。

比如我今天发行１００张信用卡，给你１张，可以透支１万元，你透支了，那么社会上多了这份消费，这消费是提前消费，等于应该印出这些票子给你花，现在没印票子给你张卡，酒店接受了，你消费的额度等于增加发行了货币。

因此，如果信用发行多了，等于扩大一国的市场规模。比如发行２亿张信用卡，每张１万元，平均使用３０％额度，那就等于发行了６０００亿元货币。社会上增加６０００亿货币购买力，产品卖出去，厂家生产需要上设备上工人，解决就业问题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效果是，中国的市场规模翻番地放大，中国就是经济大国了，走到信用经济时代，经济实力比现在要强好几倍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：请您给汕头支招，怎么解决失信问题？

林钧跃：汕头市的震慑作用是蛮好的，要是能把汕头的小体系做好了，对全国大体系是贡献。

要防范大比例的失信现象，必须得交易双方信息对称。比如某地和内蒙古的公司做羊毛生意，卖方内蒙古不了解买方是不是骗子，就很可能上当受骗，因为社会没有机制保证他们信用交易成功。汇票、文件都可能是假的，银行地方性保护，就不划款给你，都可能使哪怕最短几天的赊销，没把款打过来，结果拖了一两年成了坏账。

中国现在５００多万家国企都有可能进行交易，如果有一个数据库，集中了企业的信用记录，就能使大家知己知彼。

现在，不能拿到足够的信息对交易对方进行分析，征信数据掌握在六七个部委手里，而且不透明、不健全。贝尔实验室做过抽查，５０％以上的工商登记数据有问题。按国际惯例，市场经济国家这些数据都是开放的，我国还没有法律。

从根本上整治失信现象的一个基本办法————政府、政策要让信用管理行业的所有的分支能够生存。如果当地的信用管理行业比较发达，那个地区应该不存在严重的失信现象。

分支机构比如企业资信调查类公司、个人信用调查类公司、资信评级类公司、商账追收类公司、查询支票防伪打假公司，还有一些手段，比如保付代理公司、信用保险公司等。

这些机构进去了，惩罚机制随之就建立了，这是市场化的办法，不是政府命令。信用管理行业能生存，说明征信数据解禁了，说明政府允许建立好的社会信用环境，这是试金石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：您预计，中国何时进入信用经济时代？

林钧跃：看你现在怎么做，因为也许触动体制，如果不想变，只是扯皮，永远也走不到。如果从现在抓起来，决定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，我觉得建立环境秩序需要５年，５到１０年，国民总体收入水平应该超过日本。

市场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，一是社会保障体系，一是社会信用体系，但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才刚刚开始。

一个人走入低谷，在市场经济中失业了、退休了、生病了，就需要社会保障体系，因为他（她）有生存权；当一个人要发展、要成功，就需要社会信用体系。有信用就可以融资、获得低息贷款，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想要房要车，有信用就可以立刻享受明天的高质量生活。

市场经济走向成熟，就一定会发展到信用经济。

林钧跃简介：

１９８２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。

１９８８年，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Ｃｌａｒｉｏ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，次年获该大学颁的“突出贡献奖”。

此后转学经济，并于１９９１年１月获明尼苏达州经济专业硕士。主攻计量经济学和信用风险管理。

１９９１年—１９９５年在美国期间，在南加州从事企业信用管理和投资咨询工作。并曾负责邓白氏公司（美国最大的企业资信调查公司）的企业资信调查报告。

１９９９年起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“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”课题组成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