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离信用经济有多远—信用管理专家林钧跃先生访谈
 发布者:zyq 发布时间:2012-07-04 阅读:2678

 

骗可口可乐与骗健力宝的区别

《南方周末》:从汕头的情况来看,信用缺失已经影响一个地方的投资和发展。就您了解,国内信用状况恶化到什么程度?

林钧跃:国企相互拖欠16000亿元以上,造成有的省国企没有什么资产。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去年调查,大型国企普遍逾期应收账款增加,说明呆账增加。

此外,银行收不回贷款更不用说了,数以万亿计。

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起草了《关于建设中小企业信用的若干意见》,最近十部委会签下发,内容是中小企业信用状况比较差,因为信用体系的缺失,无从判断它的信用,造成它们融资难,也就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非常困难。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,因为很少有不靠银行资本或外围资本能发展壮大的。

再有,普遍的失信现象造成社会的不信任状态,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限制了企业的规模,造成私营企业必须靠血缘关系经营、继承,最大的恶果是不能生成大型企业。可想而知,怎能跟世界五百强企业抗衡?这是普遍失信现象的恶果。

外贸方面,1998年外国公司欠中国公司150亿美元,其中80%是坏账,现在的外贸公司总公司都懂得设一个信用管理部门。

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中国企业之间互相骗的多,但对大型外商企业欠账比较少。什么原因?两个因素:失信成本大小的问题,比如觉得骗可口可乐公司很严重,如果是健力宝它可能就想骗;另外,外国公司的信用管理水平比较高,它们有信用管理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,不能让你随便骗。

《南方周末》:骗可口可乐与骗健力宝有什么区别?为什么骗外国企业的失信成本比较高?

林钧跃:比如某化工进出口总公司,这个企业骗内地、包括香港公司都骗了,但它不骗美国公司也不骗大公司,因为它本身是当地最大的外贸公司,它认为如果在IBM面前失信,或杜邦公司那儿失信的话,将来不好做。因为它不想今天把执照撤了,明天再成立个什么公司,况且它还想国际化。只要这个公司不能随时换执照,它就特别谨慎,不在外国公司面前失信。

信用体系的惩罚机制,很多不是由政府来执行的,是市场化的结果。我体会它的心情是这样:假定在IBM那儿失信了,IBM的风险簿里记它一笔,IBM肯定是邓白氏(企业信用调查类公司)的会员,因此邓白氏的“世界数据库” 里就有它的不良记录,那它跟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做生意就不大容易了,损失比较大,而骗一个国内化工厂就无所谓。

《南方周末》:为什么无所谓?信用缺失有什么危害?

林钧跃:现在,在没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、资信数据库之前,什么后果也没有。你要是被公安抓住了,只是比较倒霉,因为公安的力量有限。骗了白骗。就像海关关长说的,中国海岸线这么长,我们不可能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。像2万元钱案值的案子,连破案成本都不够。

信用时代到了吗

《南方周末》:既然普遍失信,为什么有人说,中国可能提前进入信用经济时代?

林钧跃:经济是这么发展的:以物易物—货币交易—信用交易。北美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信用交易市场,一年2万亿美元,美国人平均有3张多信用卡,老百姓出门买菜甚至付小费都用信用卡。

信用经济最主要的特征,就是信用交易在市场上占主导。世界各国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、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,进入简单信用经济时期。中国今年春节宣布,我们的GDP是849美元,但是联合国估算,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的人均购买力已经超过2000美元。

市场还有一个要求,要变成买方市场,厂家就想把东西赊销出去,不管什么手段先卖出去。为减少赊销的风险,他会想到信用管理,赊销是最主要的一种信用交易方法。国内贸易局曾对602种产品跟踪统计,98%在1996年下半年变成买方市场,老百姓日常用的工业品都在里面呢。

东南亚金融危机,使得国内经济必须依靠国内市场,怎么拉动内需?赊销、信用就是一种手段。外界大环境推动中国政府走到这一步。

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,造成有些地区可能提前进入信用经济时代,它就徘徊在离信用经济时代最近的地方,怎么跨过去?必须有社会信用体系。而社会信用体系工程必须由政府启动,民间启动不了。

《南方周末》:请您举例,我国政府正在做哪些努力来启动社会信用体系?

林钧跃:北京等20多个城市向人民银行总行申请,要建立地方信用局,即个人资信调查类公司,每一个北京市居民,包括暂住的外来人口,每个人都要建立信用档案。上海市正在试点。就此,人民银行总行正在做行业规划。

北京市工商局正在研讨,对于有失信记录的企业,比如签了合同不履约、造成多起经济官司,我不给它年检行不行?那是工商局行使自己的行政权力,不是市场方法,市场方法是逐渐让这种企业不必去注册,注册了也没有意义,就得好好做。

当有“个人信用记录”时,大数据库里也有失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经理人的记录,北京市工商局设想,把不良记录记在他们身上,在若干年内(美国法律规定7年),不允许你重新注册企业,你不能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经理人员,你找工作的时候,如果找到一家公司去做一个职位,有客户跟它谈生意的时候,一查,对方企业的经理人员中,有身上背着不良记录的,那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,因为你用这种人来做管理。

如果有人钻空子,背着坏记录不要紧,我不做生意了,以妻子的名义注册公司,工商局说,反正你这个人不能进入主流社会,你不能拿一名片印着我是董事长、总经理,只能躲在幕后,影响你的形象。

但如果你跑到湖南找工作,北京市工商局就不好办了,这需要各部委配合。现在,公安部的身份证中心有9亿人口的身份证资料,最好能以身份证中心为主,完善个人信息,建立一个查询网络。这个人找工作,先查他身份证,首先不能用假身份证,验出真假,发现真的身份证有不良记录,他也不被录用。

中国移动通讯和中国联通,总共手机拖欠话费150亿—160亿元,每打100元话费,就有五六元收不回来。应该要求代理商、卖SIM卡的地方都鉴定身份证,杜绝利用假身份证骗打电话。如果拖欠话费,有了不良信用记录,电信、联通和未来其它电话公司将不为这种人安装电话。

有时候一些事情在中国不能实现。比如北方某沿海城市,市长要求招商引资,建成国际化城市,外经贸委官员跟我讲,我们很多中外合资企业是假合资,要么外方资本不到位,要么中方代外方注入资本,怎么办?

我说这很简单,查一下对方资信,全世界除了朝鲜、古巴、阿富汗、老挝、利比亚5个国家不能查,任何国家的任何有限责任公司都能查。比如一个公司从美国进口60万美元的中央空调配件,要开信用证,60万美元要打到美国,中方外贸公司的保证金很少,只有20万美元,建行心里不托底,结果一查,外方是家鲜花店,其实是为了逃汇。

但是很滑稽,过了一个星期我问他,他说这个办法很好,但是我们市长要求,不能说我们去年中外合资企业是400家,让你这么一查,就剩100家,今年本市招商引资工作一落千丈,那行吗?不能允许。宁要假的政绩。政府下一硬指标,今年合资400家,明年就得达到500家。它不仅不查假,指标压下去,它只能造假呀。

有的事情可做,有的事情不可做,但是只要是市场化的,就一定能做。

发行信用就等于发行纸币

《南方周末》:从规律上看,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在跨入信用经济时代之前,表现出来都是信用恶化最严重的时候?

林钧跃:对。这是必然的。普遍失信现象绝对不是中国一国的事,任何一个国家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之前都一样。为什么100多年前,西方国家建立征信所?没有失信现象的话,不可能去建这样的公司。只不过在时间上,比如美国十九世纪进入简单信用经济时代,二十世纪初就进去了,我们比人家晚了100年。

因为经济在增长,交易次数增加,交易额度增大,所以骗的次数、额度增加,你会感觉比从前严重。

而且,人的收入水平高了,使用各种先进手段的可能性增加,经济犯罪的手段多样化,失信现象更严重。

《南方周末》:为什么说普遍失信限制中国成为经济大国?

林钧跃:市场经济刚刚发展,经济发展初期增长肯定比较快,但是现在增长受到限制。

社会发行信用就等于发行货币———货币就是一张纸,为什么商店接受?那是银行的信用状,你拿出一张纸写个欠条不行,因为你的信用不如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好。

比如我今天发行100张信用卡,给你1张,可以透支1万元,你透支了,那么社会上多了这份消费,这消费是提前消费,等于应该印出这些票子给你花,现在没印票子给你张卡,酒店接受了,你消费的额度等于增加发行了货币。

因此,如果信用发行多了,等于扩大一国的市场规模。比如发行2亿张信用卡,每张1万元,平均使用30%额度,那就等于发行了6000亿元货币。社会上增加6000亿货币购买力,产品卖出去,厂家生产需要上设备上工人,解决就业问题,形成良性循环。

效果是,中国的市场规模翻番地放大,中国就是经济大国了,走到信用经济时代,经济实力比现在要强好几倍。

《南方周末》:请您给汕头支招,怎么解决失信问题?

林钧跃:汕头市的震慑作用是蛮好的,要是能把汕头的小体系做好了,对全国大体系是贡献。

要防范大比例的失信现象,必须得交易双方信息对称。比如某地和内蒙古的公司做羊毛生意,卖方内蒙古不了解买方是不是骗子,就很可能上当受骗,因为社会没有机制保证他们信用交易成功。汇票、文件都可能是假的,银行地方性保护,就不划款给你,都可能使哪怕最短几天的赊销,没把款打过来,结果拖了一两年成了坏账。

中国现在500多万家国企都有可能进行交易,如果有一个数据库,集中了企业的信用记录,就能使大家知己知彼。

现在,不能拿到足够的信息对交易对方进行分析,征信数据掌握在六七个部委手里,而且不透明、不健全。贝尔实验室做过抽查,50%以上的工商登记数据有问题。按国际惯例,市场经济国家这些数据都是开放的,我国还没有法律。

从根本上整治失信现象的一个基本办法————政府、政策要让信用管理行业的所有的分支能够生存。如果当地的信用管理行业比较发达,那个地区应该不存在严重的失信现象。

分支机构比如企业资信调查类公司、个人信用调查类公司、资信评级类公司、商账追收类公司、查询支票防伪打假公司,还有一些手段,比如保付代理公司、信用保险公司等。

这些机构进去了,惩罚机制随之就建立了,这是市场化的办法,不是政府命令。信用管理行业能生存,说明征信数据解禁了,说明政府允许建立好的社会信用环境,这是试金石。

《南方周末》:您预计,中国何时进入信用经济时代?

林钧跃:看你现在怎么做,因为也许触动体制,如果不想变,只是扯皮,永远也走不到。如果从现在抓起来,决定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,我觉得建立环境秩序需要5年,5到10年,国民总体收入水平应该超过日本。

市场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,一是社会保障体系,一是社会信用体系,但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才刚刚开始。

一个人走入低谷,在市场经济中失业了、退休了、生病了,就需要社会保障体系,因为他(她)有生存权;当一个人要发展、要成功,就需要社会信用体系。有信用就可以融资、获得低息贷款,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想要房要车,有信用就可以立刻享受明天的高质量生活。

市场经济走向成熟,就一定会发展到信用经济。

林钧跃简介:

1982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。

1988年,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Clarion大学理学硕士学位,次年获该大学颁的“突出贡献奖”。

此后转学经济,并于1991年1月获明尼苏达州经济专业硕士。主攻计量经济学和信用风险管理。

1991年—1995年在美国期间,在南加州从事企业信用管理和投资咨询工作。并曾负责邓白氏公司(美国最大的企业资信调查公司)的企业资信调查报告。

1999年起,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“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”课题组成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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